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有两次行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两次都与钱有关。当王大夫还在深圳做推拿时，弟弟结婚了。弟弟不希望“一个瞎子”坐在他的婚礼上，所以没有及时通知他，仇弟弟却又想得到他的红包，所以还是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了他。弟弟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王大夫的自尊。骨肉同胞的歧视，使得王大夫“像病了一样，筋骨被什么抽走了”。王人夫必须捍卫自己的尊严：“王大夫一个人来到银行，一个人来到邮局，给弟弟电汇两万元人民币。王大夫本来打算汇过去五千块的，因为太伤心，因为自尊心太受伤。王大夫愤怒了，抽自己嘴巴的心都有。一咬牙，翻了两番。”倘若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受了伤害，还可以以其他方式予以反击。而一个盲人，一个残疾人，只能以钱来“报复”伤害者，幸好王大夫还有用来“报复”的钱。王大夫看重钱，实在因为钱有时是捍卫尊严的唯一武器；王大夫拼命挣钱，实在是在挣一份尊严。

张一光是一个另类，张一光三十五岁以前是一个“正常人”、“健全人”，有妻子有孩子。三十五岁时的失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痛苦，相反，倒是让他感到巨大的自由和解放。既然成了残疾人，作为妻子的丈夫、父母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所应尽的义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都可以卸下、抛开。从此无牵无挂的张一光来到南京打工，把挣的钱都花在了洗头房的“小姐”身上，用王大夫的话说，张一光“还不配做一个瞎子”。

都红，学推拿是半路出家，在这之前，她一直在学音乐，在弹钢琴，是一次向残疾人献爱心的演出中断了都红的音乐生涯。那次演出，都红表演得很失败，然而台下却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还站在都红身边说“可怜的都红”是靠了全社会的好心人支持才“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都红今天的演奏就是为了“报答”。都红不明白，“她只是弹了一段巴赫，却成了报答，报答谁呢？她欠了谁的？她什么时候欠下的？还是全社会？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想到这些，都红觉得音乐已经变味了，她断然放弃。都红最后离开推拿中心的原因其实与她年少时放弃音乐的原因有些相似，“看到”盲人兄弟姐妹们都为她的意外受伤慷慨解囊，都红感动之余也有伤心和绝望。她知道自己后半生的生活恐怕要更难了，要是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她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她矮了所有人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难以想象，这对自尊心极强的都红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所以她决定，体面地、有尊严地离开。